荆州，是我们中国古九州之一，在古代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，是兵家之争之地。但如今荆州只是湖北省的一个地级市，地位远远不如省会武汉。那荆州在历史中发生了什么变化，辖区为什么会“缩水”？
相传夏禹为了根据各地不同情况定下进献贡物的标准而巡游天下，将天下分为九州。不过这时的九州只是地理概念，而不是行政单位。其中荆州的范围是这样的：“荆及衡阳惟荆州。”这里的“荆”，指的是荆山，位于今湖北省南漳县；而“衡阳”位于衡山的南面。意为从荆山到衡山南面是荆州地区。起初的荆州土壤潮湿，田地只能说下中等，却能交出上下等的赋税。因为当地可以出产鸟羽、牛尾、象牙、兽皮和三种贵重的金属，杶木、柘木、桧木、柏木、楛木等木材，砺石、砥石、砮石（可以做箭头的石头）、朱砂等石材。可见，荆州自古以来就是物产丰富的地区。
“荆州”作为政区名称存在开始于汉朝。汉武帝元封五年（前年），设立十三刺史部，分天下为十三州，荆州便是其中之一。州刺史起初只是监察官职，直到东汉灵帝中平五年（），面对着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，汉室宗亲刘焉进言“改置牧伯，镇安方夏，清选重臣，以居其任”，刺史成为了一州实际上的最高长官，掌握着军政大权，刘焉为了一己私欲亲手打开了汉末军阀割据的大门。
汉朝时的荆州辖有南阳（今河南南阳）、南郡（今湖北荆州）、江夏（今湖北武汉）、零陵（今湖南永州）、桂阳（今湖南郴州）、武陵（今湖南常德）、长沙（今湖南长沙）七郡。囊括了当今的湖南、湖北全境以及河南南部。初平元年（），刘表“单骑入荆州”，当地士人蒯越建议“兵集众附，南据江陵，北守襄阳，荆州八郡可传檄而定。”这里多出来的一个郡即章陵郡，是从南阳郡中分出来的。荆州战略位置十分重要，“北据汉、沔，利尽南海，东连吴会，西通巴、蜀”诸葛孔明极力劝说刘备夺取荆州以成鼎足之势。建安十三年（）刘表去世，幼子刘琮投降曹操，章陵郡被重新归入南阳郡，曹操分南阳西部设南乡郡，分南郡北部设襄阳郡。但曹操在赤壁之战中失败，未能一统天下，荆州也就成为曹操、刘备、孙权争夺的区域。建安二十四年（）关羽兵败，刘备集团退出，荆州则进入了曹魏与东吴共有的阶段。
公元年，曹魏篡汉，魏文帝曹丕把从蜀汉那里夺回的上庸地区（今湖北十堰）设为魏兴、新城二郡，魏明帝曹叡再将新城郡拆分一部分为上庸郡，而东吴对所属地区也进行的是同样的拆分。这样，荆州辖区在魏吴共有下还一度得到了扩大，下辖南郡、武昌、武陵、宜都、建平、天门、长沙、零陵、桂阳、衡阳、湘东、邵陵、临贺、始兴、始安十五郡，曹魏占有南阳、江夏、襄阳、南乡、魏兴、新城、上庸七郡。这也是荆州历史上辖区最大的时期。
公元年西晋吞并东吴，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。由于荆州位置重要、辖区庞大，为了巩固统一防止割据势力的出现，荆州也必然地开始走向缩水。晋武帝吞并东吴后，临贺（今广西贺州）、始兴（今广东韶关）、始安（今广西桂林）三郡被划归了广州，而前扬州的安成郡（今江西安福）则归荆州管辖。晋惠帝时新城、魏兴、上庸三郡划归梁州，晋怀帝又分长沙、衡阳、湘东、零陵、邵陵、桂阳六郡归新置的湘州。经过西晋的几次拆分，荆州就只剩下了南阳、襄阳、南郡、江夏等江北郡国。
但这仍然不能解决荆州的割据问题，因为当时我国的经济重心是在北方，荆州面积虽大，其发达地区却在北部郡国。西晋灭亡后，中原士人衣冠南渡，拥立司马睿为帝，这就是东晋。为了维持东晋及南朝的偏安地位，荆州就成为了对抗北方游牧民族拱卫建康（今南京）的重镇。但东晋及南朝总体来说是主弱臣强的时代，镇守此地的将领往往手握重兵，继而为了政治野心而发起反叛。东晋时最大的两场叛乱——王敦之乱、桓玄之乱皆起于荆州。
南朝齐时的荆州、郢州和湘州
刘裕篡晋建立刘宋后，他忌惮荆州势力之强大而对其进行了再拆分：“荆、湘、江、豫州之八郡置郢州。”但南朝时的荆州割据问题仍然尾大不掉，甚至左右了南朝政权的更迭。成功夺权的例子有南齐末年萧衍（梁武帝）奉年幼的荆州刺史萧宝融为帝（齐和帝），起兵攻占了建康，后萧宝融禅位于萧衍，这就是梁朝的建立。年隋朝统一天下，也随着后续朝代中央集权的加强，行政系统的完善，荆州作为强藩左右天下的地位也一去不复返了。
唐朝时期，我国的地方行政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。首先是州的地位一落千丈，至贞观十四年州府已有三百六十，州与郡的差别逐渐消亡，郡终改称为州。第二，贞观元年（）唐太宗始于山河形便，将天下分为十“道”，道名义上为监察机构，实际上是州之上的行政区划。当时的荆州被划归了山南道，玄宗开元二十一年（）山南道分为东、西道，荆州属山南东道，称荆州江陵府，设荆州大都督。此时荆州仅能管辖峡（今湖北宜昌）、岳（今湖南岳阳）、复（今湖北仙桃、天门、监利）、郢（今湖北钟祥）四州。
山南东道与山南西道
肃宗至德年间，受安史之乱的影响，长安、洛阳以及荆州北部的襄阳、邓州大量人口南逃，荆州的辖区与地位发生了反弹，肃宗乃置荆南节度使，治所即荆州。荆南节度使长期管辖荆州、澧州、朗州、峡州、万州、归州，相当于今天湖北省荆州石首、江陵区以西，秭归以东的长江流域和湖南省洞庭湖以西的澧水、沅江下游一带。荆南节度使重要的地位为五代十国时割据政权南平国埋下伏笔，但这也无法与汉朝魏晋时的荆州相提并论。
南平国君高季兴（-）
宋朝在地方行政制度上仿效唐朝，但将“道”改为“路”，“路”也成为了真正的一级行政区划。宋太宗至道三年（），广义上的荆州被划分为荆湖北路和南路，这也是今天湖北省湖南省的雏形。狭义上的荆州隶属于北路，但两宋时“荆州”并没有作为政区名称存在，而是称为江陵府，即荆湖北路的治所。
“荆州”作为政区名称在元末农民起义中恢复。朱元璋于元至正二十四年（）设荆州府，属湖广行省，这个名称也一直沿用到明清两代。由于明朝一度废除了行省制度，荆州府改属湖广布政司，下辖二州十一县：夷陵州、归州、江陵县、公安县、石首县、监利县、松滋县、枝江县、长阳县、宜都县、远安县、兴山县、巴东县。
清朝时的荆州府再度发生了缩水，雍正十三年（）时夷陵州首先被分了出去，称宜昌府，即今日的湖北宜昌，长阳县、归州、兴山县、巴东县也一并改属宜昌府。乾隆五十七年（），远安县改属荆门州，此时的荆州府就只剩下了七个县：江陵县、公安县、石首县、监利县、松滋县、枝江县和宜都县。荆州辖区的“缩水”至此基本定型。
如今的荆州辖有荆州、沙市两区，江陵、公安、监利三县和松滋、石首、洪湖三市。与清朝荆州府相比，枝江县被划给了宜昌市，洪湖则从沔阳转到了荆州市，并没有太大的变化。
荆州作为古九州之一，从汉末魏晋时的举足轻重到如今的普通地级市，其衰落是有着深刻的原因。
首先是政治原因，最早限制荆州势力的就是刘裕，他于永初二年（）规定：“荆州府置将不得过二千人，吏不得过一万人”。后续朝代虽无直接针对荆州的举措，但地方行政制度的变革、行政区划的细化，使得“州”越分越多，地位一落千丈，以“荆州”为名的辖区自然也就不断地缩水。同时，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“衣冠南渡”，使得荆州南部人口激增，出于现实的因素，朝廷也不得不多设置行政区划来方便管理。
其次是地理和经济原因，在宋代以前，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中原，洛阳—南阳—襄阳一线可以说是一马平川，从襄阳南下即可到达江汉平原和长江沿岸的荆州，再从荆州通过长江可以到达辖区各地，而武汉（曾经的江夏郡）受大别山所阻难以到达，所以荆州一直是湖南湖北的经济政治中心。
但时过境迁，从南宋始，我国完成了经济重心的南移，但这个“南”指的并不以荆州南部为主，而是以苏杭一带的江南地区为主。长江的地位陡然上升，但武汉正好位于长江和汉江的交汇处，距离江南也更近，有“九省通衢”的美名，显然武汉的地理位置更加优越。元世祖至元十八年（），武汉就成为了湖广行省的首府，这是两地地位反转的起点。明朝嘉靖年间，由于武汉更为优越的地理条件，形成了商业名镇汉口镇，奠定了武汉三镇的基础。真正让武汉彻底甩开荆州的标志发生于晚清，咸丰八年（1），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签订《天津条约》，其中规定开放汉口为通商口岸，武汉早于荆州开始了近代化。随着光绪三十三年（6）卢汉铁路（即京广铁路）正式通车，武汉的水陆交通枢纽的地位得到了完全的巩固，一跃成为全国最主要的城市之一，取代荆州成为湖北省的省会也就是顺理成章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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